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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的守护者的实践对现代法国宪法守护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宪法规范在一个具体情境中的含义必须通过解释文本推导而出。相比之下，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权利不仅以防御权的形式运行，而且形成客观原则。

因此，除了通过程序保障基本权利之外，又出现了通过组织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这一调整效果是通过对私法上的模糊或开放性条款进行特殊形式解释而实现的。同时，他们也对19世纪及魏玛时期基本权利作用有限的事实了然于心。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则处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细的推理越显得必要，所面临的挑战就越明显。

然而，法院轻而易举地对保护范围进行扩张解释，因为对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某一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判定并不对该行为是否合法这一问题做出回应。即使是一个试图实现确定某一具体方法的条文也还面临着解释空间。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第8条），等等，这些处理宪法和组织法关系的先例对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将来，作为主要规范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其监察体系的《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国家监察法》则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属于基本法律。[6] 这方面有先例可循，如我国的《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最后一款规定：专门人民检察院的设置、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宪法修改 成立与一府两院地位平行的监察委员会，这不仅涉及宪法的修改，而且在修宪之后还需要相关配套法律跟上，通过立法保障监察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制定《国家监察法》，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时，必须从立法技术上处理好该部法律与宪法、监察法和其他法律之关系。

再由《国家监察法》专门规范监察权的行使过程，如监督、调查和处置权的具体手段，有权采取的措施种类及其程序，如果需要设置新的法定调查措施（如留置），其时限最长不能超过一定期限，[8]如果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活动包含了侦查，并且在程序上与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相衔接，那么公职人员接受调查时就应当允许辩护律师介入。[8] 马怀德教授认为留置的期限最长可能不会超过三个月，参见马怀德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古典时期的宪法守护者符合了具体历史阶段宪政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需要，但是，这种宪法守护者还不能和现代宪法之下的守护者相提并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守护者的规范性，以及守护者的混乱和多元局面。纯粹法学的凯尔森就认为法律是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整个法律制度的构建存在于从应当规范到具体应当规范这种等级化秩序之中，其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从静态维度来讲，处于低位阶规范的效力来自于一个比它更高的规范，所有法律规范力最终会追溯到宪法规范。而全国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本身仅仅有审议功能，审议对象范围是有限的，仅仅能审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1803年确立司法审查之后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权威性的增强就是典型的例子。

弱司法审查的特征是以议会为主导，司法机关为辅助的违宪审查模式，主要存在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但在这些国家内部具体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主要体现在议会主导下法院权力的差异性，相同的地方在于：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堪培拉地区，法院可以表达它们关于法律合宪性的意见和立场，但是，如果议会对法院的意见和立场持反对意见，法院的合宪性意见就不具有终局性。宪法的概念本质要求确定其变化过程或确定其基于逻辑（个体性、特定性和普遍性）、政府权力、政府部门的差异或不同，宪法表达了人民的自由、权力、价仇和目的。美国是一个继承英国普通法的司法国，法院遵循先例原则，判例同样具有宪法规范力。而其他各级法院根本没有任何违宪审查的权利。

再次，守护者除了中立性品质之外，还必须具备权威性。但是，议会永远是出于主导地位的，这是理解弱司法审查模式的关键。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守护者的规范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也很大。但是，成文宪法的出现，其解释问题就会因此产生。

宪法稳定和恒常的守护者必须落实在法律守护者身上，这样才能保证宪法的安定性、权威性和适应性。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宪法守护者最好不要由个人来担任，而应该由一个独立机关来担任。政治就是区分敌我，区分敌我之后产生的同质型政治共同体就是国家。马克斯•韦伯主要担心的是官僚统治不可遏制的膨胀和工具理性的统治所带来的对人性自由的破坏，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这就是现代法治展现的图景。霍布斯之所以持这种反自由主义的立场，主要是为了赋予这种国家以绝对的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在法律意义上，宪法的守护者由宪法自身进行规定，可能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或者类似德国专门的宪法法院。

法律意义上的守护者是日常政治之下在场的守护者，而且是宪法通常意义上的守护者。权利法案，保障公民拥有公共权力不得侵犯的自由领域。

近代早期，由于民主力量还没有达到足以彻底消灭专制力量的程度，宪法往往是民主和保守力量妥协的产物，双方经过政治妥协才产生这样的宪法。卢梭的公意论要求每个个体权利的放弃来支持整个共同体，实现总体权利的让渡。

[7]政治宪法学强调宪法的政治维度，卡尔•施密特就认为：绝对意义上，宪法是制宪主体（君主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除此之外，总统的人格化意志使其决断力比具有其他非人格化机构具有时效性和灵活性，这可以确保总统在例外状态之下能够迅速进行政治决断和维护德意志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存在。

因此，就需要宪法这个高级法和根本法设置一个守护者来保证宪法实施具有实效性。{13}西耶斯并把政治社会的形成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个时期人民形成国民实体，并结成团体，其特点是许多个人的意志在发挥作用。因此，对象法规是否违反宪法，承担怎样的宪法责任或政治后果，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因为对象法规的修改而消失。此调查委员会的启用仅仅针对的是临时性的重大违宪问题，这与守护者专业性要求也是不相符合的。

审查按照宪法规定不受检察机关监督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文件的合宪性。历史上由于各国宪政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需要，宪法守护者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法国是宪法委员会，美国是联邦最高法院，德国和奥地利是宪法法院，英国则是议会。

如果守护者脱离宪法结构而存在，这样的守护者的命运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失去宪法赋予的规定性，守护者没有守护宪法的力量和能力，变成形式意义上的守护者。将帝国总统看作是宪法的守护者，而排斥魏玛宪法构建的国事法院，这的确与主流宪法理论不同。

威斯敏斯特议会享有大英的最高权力，它可以制定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因此，议会变成了宪法守护者。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第9条将元老院（参议院）塑造为部长诉讼与其他政治审判权案例中的高等法院{16}，显示出了向现代专门宪法守护者转向的迹象。

既然宪法现在所受到的威胁是出自立法部门，那么立法者也就不能成为宪法的守护者。至于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是否可以受理公民的宪法诉愿或者宪法诉讼，这实际上关系到宪法司法化问题，在目前改革宪法阶段，时机还不成熟。三、谁是宪法的守护者 谁是宪法的守护者，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一国的宪法守护者可能只是适应了宪法结构的需要和特殊的宪政文化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统一和普世的宪法守护者。在这五部宪法里面，《共同纲领》的过渡性和临时性决定它并没有为自己设定宪法守护者，而其他的四部宪法基本上都规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是宪法的守护者[27]。

（二）宪法守护者的历史形态 宪法守护者并不是现代宪法才有的现象，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期，宪法守护者已经出现。另一方面，由于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也不太可能会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展开对法律、法规的审查和监督。

自然状态的消除，是因为缔结契约保障社会安定的缘故，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被让给了一个地位更高的第三方，和平的唯一保证人霍布斯关心的是把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制度化，以国家作为政治统一体的模式，这种国家的垄断只要是对政治决断的垄断而施密特正是将自己的政治国家建立在决断之上，即关于政治生活形式的积极决断，特定社会里为了和平解决冲突而制度化的垄断机构，政治权力的约束性行使以及有效地实施政治决断。1958年法国对议会至上的偏激进行纠正，宪法保留了内阁的有限立法权，不允许立法机构的侵犯，并构建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之外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来维持政府机构的分权，以此监督议会与内阁对分权原则的尊重，并行使司法审查的职权。

但是，施密特认为绝对宪法的绝对性或根本法属性并不能达到逻辑上的自洽，只有将其根种植在一种特定的整体政治意志才是可能的。这其实涉及守护者是否有力量的问题，这种力量不是抽象的以人民为后盾，而是由日常政治之中实在的宪政机制来实现，即守护者对于日常政治的违宪行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宪政机制让侵犯宪法的行为者承担不利的宪法后果或者政治后果。